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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关系】赵晨:欧美关系裂痕-理念差异与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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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特朗普还经常对英国脱欧政党( 比如独立党) 和反全球化、反欧盟的欧洲民粹主义者在言语上表示支持,再加上他夸张、粗鲁、自大的言行,出尔反尔的表态,歧视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的政治立场,“推特治国”的方式,以及相对蔑视欧洲的态度和情绪,这些都激起了从普通欧洲民众到欧洲主流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极大反感。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为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斯蒂夫·班农( Stephen Bannon) ,在被白宫解除职务后赴欧洲活动,广泛接触欧洲极右翼党派,宣讲他的极右翼政治理念,煽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掀起平民主义革命”,并计划在布鲁塞尔建立名为“革新运动”的政治基金会。他还试图搜集数据,分析选票结构,以帮助民粹主义政党在 201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击败传统政党,干涉欧洲政治走向,这也引起了欧洲主流政治力量的不安和警惕。特朗普强调“绝对获益”的现实主义式“美国优先”世界观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同欧盟坚持的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理念相悖。欧盟与法国、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均对特朗普的政策走向极为不安,表示要以欧洲团结自强来应对“失去美国依靠”的悲哀前景。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多个场合反复提醒特朗普要“珍惜”欧洲朋友。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指出,面对这样的美国,欧洲需要更加团结。在 2018 年 5 月召开的欧盟理事会首脑峰会上,图斯克公开表示,当下的华盛顿已经不值得依赖,“我们今天目睹了一种新现象: 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过分自信。看看特朗普最近的这些决定,或许有人会想,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随后,他在推特上写道: “但坦白讲,欧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特朗普让我们丢掉了幻想。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需要一个帮手,最终会发现,它就长在自己的手臂上。”2018年 8 月 21 日,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在概述其未来一年的外交优先事项时,他着重强调了“多边主义危机”和让欧洲更加“主权化”的必要性。他的讲话显示出欧洲领导人对美国外交走向的担心,他指出,“多边主义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危机,这场危机与我们所有的外交活动相冲突,而这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与欧洲一起重建战后新秩序的伙伴似乎正在背弃我们共同的历史”。在危机面前,马克龙认为,欧洲应发挥“贸易和经济强国”的作用,抵御美国的域外制裁,捍卫自身战略利益和财政的独立性。同一天,德国外长海科 · 马斯( Heiko Maas) 在德国《商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类似看法。他指出,欧洲和美国已经疏远多年,塑造欧美关系的双方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正日渐褪色,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评估欧美关系的时候。马斯认为,欧美伙伴关系应该更加平衡,当美国跨越“红线”时,欧洲应当进行制衡。但是,德国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德国需要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合作,以达到制衡美国的目的。马斯还特别提到欧美在货币领域的竞争,他呼吁“通过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支付渠道来加强欧洲的自主权”。 第一,政治表态中很少提及与欧盟的“盟友”关系,赤裸裸地同欧洲“争利”。同看重欧美共同历史血缘关系和共有价值观的传统的欧美领导人不同,“不公平”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欧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在 2018 年 7 月的北约峰会上,他声称欧盟每年坐享对美 151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却让美国人花钱保卫欧洲的安全,这是“行不通的”。北约峰会期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甚至说欧盟是比俄罗斯和中国“更恶劣”的“敌人”或“竞争者”,这令欧洲人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大跌眼镜”。 第二,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国际机制,令美国这个二战后国际制度的主要塑造者站在了全球治理的对立面,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搁置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谈判、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退出美俄《中导条约》,以拒不批准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法官的方式阻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正常运作,并不顾各方反对,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激化伊斯兰世界与犹太力量之间的矛盾,破坏巴以和平进程。这些外交举动均遭到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反对和批评。 容克访美取得了戏剧化的成果,使得欧美经贸摩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容克看似“出人意料”地与特朗普达成了“三零”共识,即欧美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和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 欧盟也表示愿意进口更多的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LNG) ,以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但欧美之间这一类似奥巴马执政时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 TTIP)的谈判目标却并不容易达成。首先,从欧盟各成员国的态度来看,容克和欧盟委员会还没有得到包括法国等欧盟大国政府的认同,马克龙在容克从华盛顿回到布鲁塞尔后,公开表示不认同他的主张。容克与美方发表联合声明后,在西班牙出访的马克龙旋即表示,欧美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应先取消对欧盟的钢铝征税措施,而且强调欧美的谈判条件必须要经过欧盟委员会讨论通过。而第二天,容克本人也否认曾作出过美方公布的关于欧盟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的任何承诺。其次,从各国国内的舆论来看,容克的主张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特别是法国的农民和农业利益集团对从美国进口大豆有很大的意见。德国的汽车业虽然对此持欢迎态度,但参与北溪工程的德国大企业对欧美新贸易协定并不乐观。德国美国商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高达 71% 的德国和美国受访企业表示对欧美化解贸易争端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再次,从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行事历史经历来看,欧美贸易争端解决方案依然存在很大变数。2018 年 8 月,特朗普再次提出要对欧盟向美出口汽车征收高关税,这又“毒化”了欧美刚刚启动的贸易谈判进程。而欧盟要使这一协定生效,即使在欧盟委员会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后,仍需要成员国政府组成的欧盟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的批准。这估计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王小素:88黄金临近转折窗口 欧美英镑分析如。在此期间,特朗普的个人言行很可能对此协议造成毁灭性打击。 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思维和“交易型策略”给主要由美国和欧洲国家联合组成的西方“团结”或者是“大西方”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特朗普在其《做生意的艺术》一书中曾自夸地说,“我经商的风格是简练和直截了当”,他自认为自己有做生意的“直觉”。《做生意的艺术》里有这样一段话: “尽管争取积极主动极为重要,但在某些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对抗……一旦有人想很恶劣地或不公平地对待我,或想占我的便宜,我的一贯态度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有力的反击。这肯定会带来危险,起码会使本来很糟的形势变得更糟,我当然不是向所有人推荐这种方法。但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是为你的信念而战,即使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你将失掉一些人,但你要相信,事情总会有好的结局。”很不幸,欧盟和欧洲国家作为盟友,并没有逃脱特朗普的“不公平”指控,在钢铝关税及美国制裁伊朗等问题上蒙受了高额经济损失。 美国的这种带有强烈霸凌性质的保护主义和欺压性贸易政策引起了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的极大愤慨。笔者 2018 年 7 月底在柏林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访问时,有德国学 者 直 斥 其 为“贸 易 恐 怖 主义”。欧盟和德、法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对美国的关税制裁进行了较为坚决的反击。在美方打算对欧盟开征钢铝关税后,2018年 5 月 18 日,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份制裁美国产品的清单,拟自 6 月 20 号起,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 33. 4 亿美元的波本威士忌、哈雷摩托车、大米、玉米和钢材等产品征收 25% 的对等关税,以对美国产品进行精准打击。此外,从 2021 年 3 月起,对年进口价值达 42. 2 亿美元的不同美国产品分别征收 10% 至 50% 的关税,包括珠宝、威士忌酒、汽车玻璃、电信设备、个人护理产品以及牛仔裤。针对特朗普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 25% 或 20% 的关税的威胁,欧盟也准备好了反制措施清单。欧盟的对等反制措施准确地打击到了美国的一些重点行业,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 - 戴维森公司表示,为躲避欧盟的关税报复,决定将部分生产从美国本土转向海外工厂。此外,欧盟加速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协定谈判,如 2018 年 7 月 18 日与日本签订了未来将实现“零关税”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为由,继 2017 年对美国的谷歌公司罚款 24 亿欧元之后,又开出了巨额罚单,第二次罚款金额高达 43. 4 亿欧元,这也有对美警示的意味。 特朗普认为,欧美贸 易 存 在 严 重 的“不公平”问题。所谓的“不公平”,特朗普简单化地将其理解为美国对欧盟存在贸易逆差。2017 年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Wilbur Ross)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必须寻找方式来降低美国对欧的 1460 亿美元货物贸易赤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之外,我们巨额赤字的来源前三名分别是中国、日本和欧洲,所以聚焦欧洲是很有逻辑的”。2016 年,美国对欧盟四个成员国的贸易逆差达到 1450 亿美元( 分别为德国 650 亿美元、爱尔兰 360亿美元、意大利 280 亿美元和法国 160 亿美元) ,四国贸易逆差相加是处于第二位的日本( 约 690 亿美元) 的两倍多。特朗普政府对欧的核心经济目标就是要扭转美国的对欧逆差,但他没有采取自由主义式的“增量”、做大蛋糕的方法来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而是以安全等毫无根据的理由,强行压迫和制裁对方,不惜以破坏规则和损失自己声誉的手段来追求 “绝对收益”。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欧美关系急剧恶化,重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的裂痕。本文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与欧盟的外交理念差异是造成当下欧美分歧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拒绝认可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欧美共同倡导而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欧美关系的裂痕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的关税战。本文拟从实践角度,综述美国对欧实施的带有霸凌性质的保护主义和欺压性贸易政策,以及欧盟的报复过程,并解析双方的优劣势。 总体来看,欧盟虽然极度反感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但对美国在安全上的绝对依赖和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赖让它们的反击显得软弱、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和反复不定。毕竟,美国主导的北约仍然是欧洲国家对抗俄罗斯的主要安全保障,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度也非常高。欧美长期一直互为最大投资与贸易伙伴,2016 年双边贸易额超过 6000 亿欧元,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贸易的 30% ,它们之间的服务贸易额则是双方货物贸易额的 4 倍,其服务 贸 易 总 额 占 世 界 服 务 贸 易 总 额 的40% 以上。欧美还互为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双边投资额近 3 万亿美元,欧美双边相互直接投资约为中国与欧洲或欧洲与拉美之间投资额的 5 倍。美国对欧盟的投资是其对亚洲国家投资总和的 3 倍。欧盟对美国的投资是它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8 倍。更重要的是,欧美还彼此互为最重要、利润最高的市场。在人员方面,欧美彼此互为主要的离岸工作市场,每年雇用1500 万对方的员工。欧美贸易战将给欧洲的经济复苏进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其中,德国的受损程度可能最严重,所以它的态度最为犹豫,对美妥协的呼声也最高。但是,欧美的新贸易协定谈判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双方的互信程度经特朗普“冲击波”的干扰,已经大幅下降,利益层面的博弈已经完全取代价值观层面的“和谐”,竞争成为欧美经贸关系的主基调。 截至 2019 年 2 月底,欧美双方在农产品、汽车等问题上的矛盾依旧非常尖锐,双方仍有“重大分歧”,欧美各自指责对方拖慢了谈判进程。2019 年 2 月,美国又威胁欧盟要提高欧盟出口美国的汽车关税,跨大西洋贸易纠纷有变成“持久战”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欧盟同时也希望尽力避免欧美贸易战,因而一直在积极转圜,寻求同美方以签署贸易协定的方法稳定双边经济关系。默克尔公开对美表示: “我们不希望这些关税开征,我们认为我们将会彼此伤害……这些措施不只会伤害我们欧盟,可能还会有更为深远的后果。”欧盟成员国中,法国的态度相对强硬。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表示,在特朗普政府对欧征收钢铝关税的情况下,欧盟不应与“用枪指着我们脑袋”的美国进行贸易谈判。2018 年 6 月 15 日,特朗普与马克龙通话,呼吁欧盟应就减少贸易壁垒同美国展开商谈。在 2018 年 7月份的北约峰会间隙,特朗普和马克龙举行了双边会谈,马克龙在会谈中表示,他并不赞成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我们需要先进行报复,这样才能在谈判中拥有一些筹码”。 奥巴马的外交理念与欧洲主流政治人物的理念相通,均为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上的体现,欧美均有强烈的意愿将自己称为所谓的“自由世界”。实际上,冷战后美国将自己看作世界霸主,总体上认为这是一个美国主导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基本认可这一观点,即由它一手建立,并得到西方盟友鼎力支持,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具有开放精神的国际秩序既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又能为美国带来安全和经济红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将其概括为“自由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 尽管特朗普执政才不过两年多时间,但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已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中表现出与欧洲的巨大分歧。 欧美关系重现裂痕,甚至被一些法国学者称为“二战后最糟糕的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的更替,即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非典型共和党人特朗普接替人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一位内政和外交理念都很“欧洲化”的美国总统。在他任美国总统的 8 年间,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均相对有所下降,但他采用多边主义的方式,通过同欧洲国家等传统盟友合作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方式来继续在“后美国时代”竭力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促进世界“无核化”、尊重国际机制有效性以及协同以新贸易协定应对崛起发展中世界等国际事务中与欧洲的合作相当“和谐”,欧美关系在他的任内达到冷战后的新高峰。而欧洲国家也相当欢迎美国的外交选择,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没多久即被欧洲人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一位“外行”政治家,特朗普从其商人本能出发,试图以双边方法,即美国与单个欧洲国家单独谈判来解决他所认为的“不公平”问题。但他与欧盟各国签署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想法明显对欧盟制度缺乏基本常识: 对外贸易谈判权是欧盟委员会的权限,各个成员国早已将自己的这份权力上交布鲁塞尔。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拒绝和劝说了特朗普 10 次,到第 11 次特朗普终于明白美国是不可能施压于德国,让它抛开欧盟,与美国单独签署贸易条约的。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欧盟也同样使用了中美贸易战 的 惯用 手 法———“极 限施压”,致使欧美贸易摩擦白热化。这些争端主要集中在钢铝和汽车两大产业。特朗普认为,欧盟与中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墨西哥等每一个对美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一样,是“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其新增的钢铝关税也将欧盟包括在内。2017 年 7月,在 G20 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就表示,“钢铁是个大问题……他们倾销了几十年,必须阻止”。2018 年 3 月底,美国开始行动,宣布对进口钢铝材分别实施 25% 和10% 的关税,对欧盟成员国暂时豁免到 5月 1 日。消息宣布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飞赴美国谈判,希望能够延长豁免期,但谈判最终没有奏效。6月 1 日,美国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美国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汽车业,美方认为,欧盟在汽车业存在关税“歧视”( 美国对欧洲生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为 2. 5% ,欧洲对美国生产的汽车征收的进口关税为 10% 左右) 。2018年 5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计划对部分进口车辆征收 25% 或者 20% 的关税,并对汽车和零配件展开“301 调查”。据德国工商联会的调查,如果美国对德国进口车开征新税,德国经济每年将损失 60 亿欧元。更重要的是,美方的单边主义制裁行动为欧洲经济复苏制造了不确定性,给欧洲经济增长覆上了阴影。欧洲中央银行本欲在 2018 年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拉低了欧洲经济增长预期和抬高了其通货膨胀预期。欧盟委员会被迫将欧元区 2018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值从2. 3% 下调至 2. 1%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贸易的紧张局势。有经济界人士认为,如果出口进一步放缓,欧洲经济增速有被拖拽至 1% 的可能,通胀率也会因之上升。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长久以来的联盟体系。鉴于美国与欧盟在价值观和贸易政策领域的差异和激烈冲突,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当今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已经超过了 2003 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美国提案时的欧美分歧。这一现状当然与特朗普本人的个性有分不开的关系,但隐藏在一次次“特朗普风波”背后的实际上是国际体系逐渐演变的客观规律在发挥作用。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在本世纪初小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达到顶峰后,其绝对优势就开始慢慢消弭。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上缩减开支,在外交上秉承现实主义,力求“不做蠢事”,尽力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而特朗普将“实用主义”贯彻得更加彻底,不顾美国的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受损,坚决不愿再给其他国家“搭便车”的机会,以“丑陋”和“无理”的方式“赤裸裸”地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单极地位由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举动正以加速度向下跌落。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但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当然,在这个新的国际秩序到来的初期,它必定充满着混乱和风险。(注释略) 第三,美国政府直接对欧盟实施贸易制裁和限制措施,向自己的盟友“毫不留情地”挥起“大棒”。首先,美国对欧盟销售到美国市场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和 10% 的关税。其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声称要向欧盟出口美国的汽车,特别是德国生产的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按照特朗普的原话,他希望“纽约第五大道上看不到奔驰车”。再次,威胁要对同伊朗保持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参与俄罗斯“北溪 2 号”天然气管线建设的欧洲公司实施“长臂管辖”,要求它们撤出伊朗市场或北溪项目,否则美国就会对它们进行制裁。此外,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认为美国为北约承担了 70% 的开支,这是“极不公平”的,要求欧洲国家立即满足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 2% 的基本条件。 但是,欧盟的对外贸易谈判权掌握在欧盟委员会手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 Jane - Claude Juncker) 在对美磋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且相对独立的角色。2018 年 7 月 25 日,容克有些出人意料地并未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共同出行,而是独自访问华盛顿,同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在容克来访之前的一个月,特朗普在七国集团首脑峰会( G7) 上一改其“关税最伟大”的既有立场,政策出现 180 度的大转弯,提出七个发达经济体应当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容克来访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高呼: “美国和欧盟都应该取消所有关税、壁垒和补贴! 这才能被称为自由市场和公平贸易!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 Steven Mnuchin) 也对欧盟和日本喊话称,特朗普政府愿意与欧日签署以开放市场和允许“真正的”自由贸易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协定。他表示,如果欧洲相信自由贸易,我们就准备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任何协定都必须取消关税以及其他壁垒和补贴。 欧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反映到第三方市场,混杂着外交理念分歧和利益争执的伊朗问题是其中的焦点。2018 年 5 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反复声明伊朗良好地遵守了 2015 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由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即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该协议,并拟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11 月 1 日,美国开始启动对伊朗的金融和经济制裁,禁止伊朗对外出口石油,并对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其他国家企业实施“长臂管辖”,进行相应制裁。美国此举遭到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反对。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 的协调下,她与法、德、英三国外长和财长于 11 月2 日发表联合声明,称欧盟、法国、德国、英国对美国此举“深表遗憾”,承诺将继续致力于执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维持与伊朗的正常经贸往来,确保伊朗继续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考虑到美国的金融制裁将制约欧洲与伊朗企业账户之间的正常交易和结算,欧盟及法德英三国将加紧推动建立对伊结算“专门机制”,筹备设立“特殊目的实体”( SPV) ,绕过美国制裁,这显然对美元霸权提出了挑战。2018 年 8 月,为了协助和保护进入伊朗市场的欧洲进出口商,欧盟宣布更新“阻断法令”,按此法令,如美国对别国的制裁殃及欧盟企业,涉事企业无需遵守相关制裁法案,还可索赔损失及冲销外国法院基于制裁法案所做判决的影响。此外,欧盟还宣布援助伊朗 1800 万欧元,用于扶持伊朗私营企业的发展。美方对此很不高兴,据彭博社 2018 年 11 月6 日的报道,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 桑德兰( Gordon Sondland) 表示,他对欧洲在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措施一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针对欧盟出台“特殊目的实体”绕开美国对伊制裁,他指出,“我认为 SPV 就是纸老虎”。但是,由于美国市场对其更为重要,很大一部分欧洲涉足伊朗业务的大企业,比如法国道达尔石油、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等已陆续退出或准备退出伊朗市场。可见,欧美在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欧盟的独立性,为它同美国的经济战增加了成本。 但特朗普推翻了这一传统认知,他在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前、竞选期间以及当选总统后反复发表言论,声称美国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吃亏上当”,所以要改变现有的“不公正”状况。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抛弃了体现美国国际主义精神和作为美国道德制高点工具的“国际公共产品”概念,一再强调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国家竞争中利益受损,且不认可二战以来美国自己主导、欧美共同倡导而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2017 年 12 月,特朗普高调推出了他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作为外交指导方针。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凡事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重; 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就是“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处理世界事务,“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只是美国保卫自己“主权”的工具,而非目的。美国非常直白地向世界表明: 美国的外交是要竭力为自己谋利,已经根本不再提为全球或盟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彻底脱掉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外衣。 但是欧盟内部的立场不一,各成员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行事,导致欧洲对美的反击和联合自强的努力软弱无力。首先,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核心大国对美态度存在差异,法国外交文化中的戴高乐传统,即独立的世界一极意识,也影响到当下的马克龙政府的对美政策。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尊重《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议》的必要性,极力要求保护欧盟框架下农业部门的利益,其立场较为坚定。德国作为欧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德国经济和欧洲整体经济复苏,欧洲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行将退出之时,对同美国对打“贸易战”非常犹豫,害怕与美关系恶化妨碍德国经济增长,而且德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德国对美拥有大量贸易顺差,它比法国更加依赖美国市场,德国的政治文化也倾向于在外交中寻求中立和妥协的方案。其次,东欧和南欧国家已有一些带有民粹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它们的外交原则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有相通之处。例如,波兰、匈牙利政府在新闻自由、法院法官任命等宪政问题上同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意见相左,并且拒不接受欧盟的难民协议的安排,不接受按照欧盟谈判结果分配给本国的难民; 2018 年年中,意大利极左翼的五星运动和极右的北方联盟联合组阁成功,公开违反欧盟既有的决议和法律,关闭港口拒绝难民船停靠意大利海岸,并向欧盟提交了赤字大大超过规定的 2019 年财政预算案。这些欧盟内部的“反叛力量”干扰了欧盟对美形成统一立场,降低了欧盟联合应对举措的有效性。再有,欧盟国家对美在安全和经济上的深度依赖以及历史形成的“依附”惯性,使得反感特朗普的欧洲主流政党的政治家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或是没有把握去挑战他治下的美国价值观,他们把更多的希望放在美国政坛的内部变化上( 比如,2018 年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获胜后可在众议院制约特朗普,特朗普可被弹劾下台,或是 2020 年特朗普在美总统选举中败选) 。 西方联盟中最重要的欧美关系在特朗普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之后出现了巨大裂痕。特朗普在经贸、安全、全球治理责任等诸多领域的理念,同欧盟及西欧大国的主流观念存在巨大差异。在实践中,欧美关系也开始 疏 离: 在《巴 黎 气 候 变 化 协定》、北约军费分摊、跨大西洋经贸等一系列问题上,欧盟和德、法等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均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争吵。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德等西欧国家曾反对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欧美关系跌至“冰点”。之后,欧美关系总体保持良性互动,但特朗普的上台导致欧美关系再遇“寒潮”。跨大西洋关系遇冷的具体表现何在? 根本原因是什么? 本文将从外交理念和经贸关系两个视角,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对欧政策进行总结归纳,并对比奥巴马时期,阐释欧盟及德、法等西欧大国的大西洋政策的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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